张锡纯曾对穿山甲的药性有过详细论述。他认为它善于走窜，所以能宣通脏腑、直入经络、透达关窍，凡是血液凝聚成病，它都能疏通化解。

穿山甲是地球上唯一全身披覆角质鳞片的哺乳动物，体形狭长，四肢粗短，尾部宽大呈扁平状，背部略隆起，使整体外形呈流线型。这一特殊结构有助于在土壤中穿行，减少掘洞时的前进阻力。中华穿山甲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区域，成体体长约九十厘米，体重多在三到五千克之间，少数可达八千克以上。与其他穿山甲种类相比，其耳廓较大，头部短阔，尾部较短，常栖居于亚热带落叶林与丘陵地带，适应性较为独特。

穿山甲具有独居习性，白天多在洞穴中休息，夜间外出觅食。其洞穴多由自身挖掘，也可能利用空心树干加以改造。穿山甲主要以白蚁与蚂蚁为食，其舌头细长而富有弹性，可伸出体外达四十厘米左右，不用时可卷缩入胸腔内的喉袋中，内端甚至可延伸至胃部。舌面布满黏液，带有腥味，能有效黏取蚁类。由于白蚁群体数量密集，往往更受偏好。一只穿山甲一年能够吞食数百万只白蚁，在野外环境中对白蚁种群具有显著的调控作用，可减少白蚁对林木、农作物和建筑物的破坏，对生态系统稳定有重要意义。

穿山甲全身覆瓦状的坚硬鳞片，是其在自然界生存的重要防护结构。面对危险时，它们不会以利爪攻击，而是迅速蜷缩成球状，用厚实的鳞片保护柔软的腹部。捕食者往往对此束手无策，只能退离。正因如此，鳞片在演化中形成极高的防御价值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其鳞片入药的用途，现代中药学认为其味咸、微寒，入肝胃经，具有疏风通络、通经下乳、消肿排脓等效用。历史上因药用和食用需求而出现大量捕猎，加之栖息地持续缩减，导致穿山甲种群急速下降。

其实，穿山甲入药历史悠久，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陶弘景所著《名医别录》，书中称之为“鲮鲤甲”，并记述其微寒之性，主治五邪惊啼、悲伤等，并言其需烧灰入药，属于较早的炮制方法记录。唐代医学繁盛，在《千金翼方》《外台秘要》等典籍中，关于穿山甲的记载更加丰富，既有治疗瘴疟、惊啼的内服方，也有处理疮疡、肿痛的外敷方。穿山甲由此逐渐成为疏风通络、治疗外科病证的常用药物之一。此后历代医家在辨证应用中不断补充经验，使其在妇科、外科及疟病治疗中皆占一席之地。

两宋时期的医学体系逐渐走向成熟，官方机构的建立与本草学的发展为药物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，使医学分科日臻完备，药物研究也更趋系统化。《本草图经》首次以“穿山甲”为其规范药名，终结了早期文献中名称混乱的问题。随着《太平圣惠方》《太平圣惠和剂局方》《圣济总录》等大型官修医书的编成，穿山甲的药性、功效与配伍开始得到系统记载，其临床使用领域广泛而具体，体现出宋代医学重视实践与规范的特征。

金元时期医学思想的繁荣，使穿山甲的应用进一步深化。《四库全书提要》所言“医之门户分于金元”，正说明此时期各医学流派思想活跃，对方药理论的发展贡献巨大。金元四大家提出多种理论体系，使穿山甲的临床应用既继承传统，又展现出新的创造。朱丹溪在《丹溪心法》中除沿用传统治疗疟疾、妇科经水不通等配伍外，还开拓了其在虚劳、痛风、气滞等病证中的应用。如以穿山甲参与价宝丹、延龄丹、如意丸的配伍，以补脾肾、复真气，用于五劳七伤；以八珍丸治疗痛风脚疾；以复元通气散通达气机、散结止痛，用于耳聋耳痛、气滞闪挫等证，均体现出穿山甲走窜通络的药性特点。

明清两代的本草与方剂学空前繁荣，穿山甲的应用更趋全面。《普济方》收录其相关方剂超过百余首，涵盖内、外、妇、儿、骨伤与五官等多学科领域。此时期名医对穿山甲药性的认识日趋精确。李时珍认为其能“窜经络达病所”，强调其走窜性强、善通经络；吴仪洛指出其“行散、通络、达病所”；张锡纯更明确提出其性平味淡、走窜力强，可宣通脏腑、贯彻经络、透达关窍，用于血凝血聚、疮痈、瘕积、麻痹、二便不利等诸多病证，强调其不仅治疮，更应重视其广泛功效。

不过，随着现代生态保护意识提升，国家已于2020年将所有穿山甲种类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，并将其鳞片及制品从医药典籍中删除，禁止任何捕捉、运输、经营、食用穿山甲的行为。这一措施极大增强了对非法捕猎的威慑力，有助于遏制野外资源的持续下降。同时，科研与保护机构不断加强穿山甲栖息地修复、人工救护与科学监测工作。